作者:陈子雷 时间：2014.2.10
安倍自前年12月26日上台以来，积极实施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尝试挽回日本经济长期以来的颓势。一年下来，安倍经济学“高开低走”，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增幅仅为0.3%，远低于市场预期。从全年来看，2013年日本实际GDP经济增长率为1.6%，仅高出民主党执政时期约0.3%。但是在股市，日经指数却一路“高歌猛进”全年猛涨65%，成为海内外游资的“百家乐”场所，安倍“经济”也随之变为安倍“泡沫”。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消费增税的背景下，安倍经济学似乎已成强弩之末。非但如此，今年安倍还要就明年是否继续实施增税做出了断。如不能履行公约如期宣布增税的话，则大有可能“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轻则引起内阁支持率下跌，重则殃及其政治生命。
一、量化宽松“表里不一”
回顾一年前安倍刚上台时，声称其安倍经济学的首要目的是摆脱延续15年之久的通缩格局。为此，日本央行在去年4月出台了所谓的“黑田缓和”政策，宣布在2年里将基础货币从138亿增加到270亿日元。为了获得世界各国的理解，在去年的G20央行和财政会议上，日本财政和央行总裁也声称安倍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并非贬值日元、挑起“货币大战”，而在于扭转国内长期通缩的格局，并获得了各国的一定理解。事实上，我们看到“黑田缓和”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通缩问题。根据日本央行所公布的资产负债数据，去年日本央行计划首先增加62万亿基础货币，其中约49万亿用于购买长期国债。同时，我们也看到去年日本各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余额却增加了约60万亿。可以说，日本央行所增加的基础货币并没有为实体经济所吸收。但是，资本市场对此的连锁反应却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自2012年安倍执政伊始，市场投资者已普遍认为日元升值趋势将会终止，因此在“黑田缓和”前已经形成了对日元大幅贬值的预期。一年下来，我们看到日本全年消费物价指数仅上涨0.7%，远未形成其所谓的通胀格局。相反，日元却大幅贬值了23%。可以说，“黑田缓和”既没有增加流动性，也没有刺激实体经济的复苏，而市场预期造却就了日元贬值。因此，对日本央行来说，在缺乏日元贬值预期诱因的情况下，今年营造通胀的任务将会越发“任重而道远”。
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数据，从去年影响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来看，电费和汽油等商品零售价格的上升是造成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的真正原因。而这两种商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日元贬值导致能源进口价格上升所引起。由此可以判断，2013年日本物价的上升主要由输入型通胀所引起。尽管从理论上讲物价和日元汇率有着一定的表里关系，但日本的物价小幅回升和日元大幅贬值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而言之，在过去的一年里安倍经济学可以说是通胀不足、贬值有余，并没能实现去年在G20会议上的承诺。相反，日元的大幅贬值对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2014年，为了继续实现2%的通胀目标，日本央行将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率定为1.3%。各方专家据此判断，今年日本不但将继续奉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还有可能加大剂量。问题是，按照去年的政策逻辑，今年日本如要实现1.3%或者1.3%以上的物价上升率目标，似乎必须要更加大幅贬值日元来营造输入型通胀。但是，以目前世界和日本的经济形势来看，日元要继续大幅贬值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如果要进一步推高物价的话，只能依靠增加企业员工工资收入，提高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才能实现。这也是最近安倍在多种场合频繁约见日本企业大佬，要求企业给员工涨薪的原因。
二、涨薪或成“釜底抽薪”
由于去年贬值日元，依靠输入型通胀并没有使日本真正摆脱通缩，因此下一步安倍内阁打算说服企业涨薪来营造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我们看到，去年随着物价微涨0.7%，日本从业人员的实际薪酬下降了约1%。也就是说，自去年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股市上扬产生的资产效应却增加了富裕阶层的收入，使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以此为背景，去年日本的就业状况开始有所好转，失业率下降了0.3%。有趣的是，一边是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一边却是就业状况的好转。这看似与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同步上升的经济规律正好相反，其实不然，在这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个社会现象，即日本企业非正式员工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日本自民党从小泉内阁执政时期开始就对企业用工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导致近年日本企业非正式员工的比例大幅上升。目前，日本每三个企业员工中就有一个是非正式员工，而女性的比例则接近50%。可以说，非正式员工比例的增加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产业空心化的窘境，但是其背后也折射出日本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扩大的事实。问题是，如果在整个社会对物价上涨形成一种期待的格局下，那么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深刻。此外，加上今年消费税率上调等因素，如果企业员工工资水平再不能保持与物价同步上涨的话，普通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将不断下降，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必然要下滑。最近民意调查已经表明，安倍经济学实施一年以来，多数日本民众并没有感受到生活状况有任何改观。因此，对安倍来说，呼吁涨薪既可以刺激一下内需，拉动物价上升，又可以得到民众支持，提升支持率，可谓是“一箭双雕”。但是这条路却并不顺畅。
从目前日本的经济形势判断，今年安倍对企业的“涨薪公关”将存在两个不确定性。第一，即使经团联中部分大企业迫于政治压力答应给员工增加基本工资，也并不代表所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能够响应日本政府的这一号召。加薪与否应该是市场行为，应该在相关劳动法规的前提下由企业根据收益和用工状况自行决定。同时，即使加薪也并不能够保证处于弱势群体的非正式员工也可以享受这一待遇。问题还不仅如此，即使今年日本物价能够有所上升，那么预定今年春季的加薪也充其量只能使正式员工的实际收入保持不变，而非正式员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可能继续下降，这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因此，上调基本工资似乎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上调最低工资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我们看到，为了使企业能够加薪，日本政府在去年底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对企业增加了1600亿日元的减税项目，以激励企业增加工资支出。但是，无论从资金规模还是从实施方法上看，对企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
第二，去年日元大幅贬值和股市上扬，使海内外日本企业的资产得到增值。但是，由于2014年日元大幅贬值空间有限，所以企业资产升值前景也不容乐观。同时，受贸易收支逆差和国内消费增税影响，今年日本企业在提升收益方面或将难以有所作为。在企业收益难以增长的前提下，预计今年春季的加薪将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并影响市场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对企业设备投资和收益预期的信心。因此，如果说去年安倍内阁采取通过日元贬值来制造输入型通胀的话，那么今年不得已将通过加薪来制造成本上升型通胀。但是，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对日本股市和企业设备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以推断，以今年日本的经济形势来看，消费增税将拖累个人消费、贸易逆差格局难以扭转，如果企业投资也持续萎靡不振的话，那么日本的“三驾马车”将失去牵引力，安倍经济学或终成强弩之末。我们看到，随着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滑，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也开始下滑。而受主权债务影响，安倍的财政政策对此却显得捉襟见肘。
三、主权债务“危机四伏”
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国家财政预算，2014年度日本财政预算规模达95.9万亿日元。其中，由于4月消费增税原因，今年税收增加约16%，为50万亿。受此影响，今年日本新发行国债规模也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尽管如此，日本仍需要发行约41.3万亿的国债，用以填补不足部分的财政资金。因此，国债发行比例虽然较2013年度减少了1.6万亿日元，但是透支比例仍然非常之大。从预算支出角度来看，今年日本需支出23.3万亿用于偿还国债，比去年增加了4.6%，已上升至预算支出的23%左右。同时，随着少子老龄化步伐的加快，社会保障支出也不断攀升，今年首次突破30万亿，接近预算支出的1/3。因此，从安倍内阁的财政政策来看，除去还债、社保支出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资金等开支，今年能够用于刺激经济的预算支出仅剩6万亿，难以起到其所标榜的“机动灵活财政政策”的作用。捉襟见肘之下，只能期待下半年再次制定补充预算。否则的话，其财政政策将丧失提振经济之职能。所以，虽然消费增税可以给安倍内阁增加一定的预算收入，但是日本财政危机的格局并没有得到解决，其国债依存率仍然高达43%。我们看到，去年安倍两次增加预算支出，动用15.8万亿来“财政买单”提振经济，其结果却使债务总额又增加了约9万亿日元。如此寅吃卯粮，日本的财政悬崖或将提前到来。
目前，日本政府发行国债的93%左右由其国内机构投资者持有。而日本经常帐目的盈余也为政府兜售国债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来源。从本质上说，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问题只是政府部门对国内企业和个人的借款，而经常账目的盈余则意味着日本对外并没有借款。问题是，如果日本的经常账目出现逆差，那将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向海外兜售国债，这将会对其一向稳定的国债市场造成很大冲击，这将增加日本的企业和国民抛售其所持国债的风险。我们看到，震灾后随着日本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其经常帐目的顺差已经连续3年呈减少态势。2013年日本经常帐目的顺差为3.3万亿，比12年减少了31.5%，创下1985年以来可比的新低。需要注意的是，3.3万亿的经常帐目顺差主要产生于2013年上半年，而日元贬值恰好是产生顺差的主要因素。而下半年随着日元贬值空间的减少，出现了约70亿元的逆差。由此推断，随着日元贬值空间的减少，日本企业海外增收难度加大，加上贸易逆差的持续，经常账目能否保持盈余将引人关注。如果日本的经常帐目陷入逆差的泥潭，极有可能引发其国债市场动荡、增加评级机构进一步下调日本国债的风险。而从长远角度看，日本不得已向海外开放国债市场，又会增加引发希腊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
综上所述，2013年日本经济的特征只是“高股价、低日元”，可以说既没有形成通胀格局，也没有走出其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股市上扬和日元大幅贬值只不过源于海内外游资的投机冲动，与安倍经济学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本质关系。2014年，在消费增税、企业设备投资低迷和贸易逆差的困扰下，依靠贸易和制造立国的日本要实现向“消费大国”转型可谓困难重重。因此，安倍即使再度“摆鬼”，其安倍经济学也未必能够过得了今年这“鬼门关”。
